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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學術評鑑體制的惡化影響與結構原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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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貼者 討論串
Eric
張貼於: 2011/8/7 17:33
會員五級
註冊日: 2007/6/1
來自:
張貼數: 273
學術評鑑體制的惡化影響與結構原因
【轉貼立報】大學,所為何事?——學術評鑑體制的惡化影響與結構原因

2011-8-04 22:48 林柏儀 (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)

留學英國的博士班學生,應該不難觀察到,不論是教授的學術生活或培養博士生的要求上,追求學術上的「論文發表量」,已成為當前學界最主要的目標之一。儘管程度有別,但儘管是較講究內容深度的社會科學界,也同樣融入了此一「量化」邏輯。幾乎每位教授,特別是資淺的教授,普遍來說每年都有著數篇的論文產出,洋洋灑灑地列在個人著作欄上。

這樣風氣的結果之一,是讓英國政府經常能夠自豪地說:在平準人口比例後,英國的「學術論文生產量」,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。但觀察到英國學界內不斷加深的匆忙和疏離,我們不得不問:這真是一項健康的學術發展趨勢嗎?

香腸肉片般的論文生產

即有學者提出批評:在這種強調「量」的評鑑方式下,各個學術工作者的產出,越來越像是「Salami(一種義大利香腸)切片」一般,會把一整個完整的學術計畫切成一篇又一篇的小型論文。過去那種以整本專書為主要發表與溝通的模式,在發表的時間壓力下,已越來越不常見。

漸漸地,我們不難發現,儘管仍有大量學術書籍出版,但多非內容一貫、章節緊扣的「研究專書」(monograph)。以我比較常接觸的社會學與教育學書籍為例,我發現在英語世界的出版品中,已超過半數都是「各篇論文編輯成書」的「論文集」,這個比例在近10年來的出版物是越來越高。而且,其中有許多的成品,是由一些該領域的「知名學者」邀集眾多作者,一人一篇(經常用已發表的期刊論文)編輯而成。個人的論文集要講求連貫,已屬不易;在這番「眾人合作」之下,各篇論文間能否緊密關連、相互對話,更難成為考量的重點。

這種講求速度和數量的出版方式,當然並非學術工作者的本性,而是環境的壓力和風氣下使然。據說,當代社會學巨擘盧曼(Niklas Luhmann),當年在德國申請教職的時候,在研究計畫的「預計時間」一欄,寫上了「30年」。他也的確發展出一貫、融會的系統理論,證明他的學術生命始終圍繞著這樣的研究計畫開展。只不過,儘管秀異如盧曼,倘若在今日才要踏入學界,恐怕也要把這「30年的計畫」拆成一個又一個的3年計畫,並且把一本本的專書拆開投稿、發表,才足以在學界中立足。

以英國為例,每7年一次的公辦RAE學術評鑑,逼得各個系所得壓著全體教師,不斷衝高論文量,在排行榜上一決高下,並且影響著未來能取得的經費補助多寡。作為一個來自台灣、留學英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新生來說,看到日益繁忙的英國大學教授身影,一來我經常嘖嘖稱奇,他們如何能投入那麼多心力在學界中?二來也為身為學者惡化勞動條件,感到憂心。

當然這樣的學術大量生產,並非是英國的專利。倘若根據出版量來推測,美國學界這風氣可能更是嚴重,「Publish or Perish」(不出版、就死亡)是幾十年來的美國學界傳誦的遊戲規則。如果不熟悉那是什麼景象,透過網路隨意搜尋一些美國學者的CV,往往長達十幾頁,就比較能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了。

殞落的公共知識份子

相對地,來到英國後,我發現了一個和我預期有些落差的現象:在英國,積極參與社運或某項特定公共事務的教授們,並不特別地多。假如有意地去統計,他們「學者參與社運」的比例,很可能低於東亞學者。以台灣為例,不少基金會、協會、聯盟的參與者,都有學者的身影;很多教授都同時身兼某社運團體的理事,或積極投入政策諮詢(當然,其中也有不少是保守份子)。但這現象卻在英美沒那麼普遍。這是因為他們的「社會分工」更徹底使然嗎?我想除此之外,也是因為他們的學者更被發表壓力弄得喘不過氣,關心社會的方式只能透過學術產出來傳遞了。

只是,漸漸地,這股風氣也吹到了東亞,在大學與學者們競爭競爭學術績效(或避免失業)的壓力下,過去那種學者能一邊研究、傳遞知識,一邊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「公共知識份子」想像,已經是種越來越困難的奢求了。

甚至,這類的現象,在年輕學界及其預備者中,已能夠觀察得到端倪。還記得,當初通過了台灣的公費留學考試,從朋友那兒輾轉聽說,已有通過者開始和周圍同學談起:「既然確定要出國唸博士班了,那下一步就是要找些人一起合作『衝點數』……。」所謂的「衝點數」,指的就是要積極發表學術著作,策略性地研究、撰寫、選期刊、投稿……,以換取高積分。倘若還沒正式進入學術圈的研究生都得如此思考,進入學界後這番「積點遊戲」,恐怕將會玩得更加瘋狂。

其實多數的學界中人,特別是社會科學界,對於這樣的變化,都抱著一定的憂心和無奈。畢竟,寫得多不代表寫得好,投得上稿也不代表是真有關鍵貢獻。單靠形式性的評鑑,又搭配了分配資源,必然對學術將產生扭曲效果,這都不難理解。

另一方面,在這趨勢下,學者的「勞動時數」往往不斷增加,屢屢到了有「過勞」風險的地步。已有英國學者嘗試記錄自身一個星期來的生活細節,結果發現說,花在處理跟學術相關事務的時間(包括授課、行政事務、研究、收發信件、修改論文、投稿等),一週高達65個小時之多。就算覺得規則合理,身體都可能受不了。

但這些憂心,都還沒能形成足夠的力量,對抗這個持續惡化的學術生產體制。為什麼?

學術惡性競爭的結構原因

英國肯特大學社會系的伊凡斯(Mary Evans)教授,在她2004年出版的一本書《謀殺思考:大學的死亡》(Killing Thinking : The Death of the Universities)裡,從多個層次分析了大學只把精力放在表象競爭,但不重視思想本質的現象。當要回答「孰以致之」這一問題時,她特別提出到了一個向度:因為學者們絕大多數都是從小就在競爭性的教育環境中成長上來,一路上過關斬將,最終拿到博士學位、進入學界,他們早已內化習慣了各種以量化競爭評比的活動,自然不會對這樣的遊戲規則有太大的批判反應。

但是,更進一步思考,除了「習慣於競爭」所致外,更根本值到討論的問題的在於:這樣的學術競爭體制對誰有利?是誰基於什麼原因,會想打造這樣的體制?

也就是說,或許會要「拚命發表論文」,是因為系所與學者間接受了這套要求,以這為目標來相互競爭。而能夠讓這套要求有效運行的來源,是透過官辦的「學術評鑑」,把論文以數量來進行排名比較(問題也不只在「量化」,近幾年各國也積極研發各種考量「品質」、更「準確」的互評方式)。但進一步追問:政府為何要進行「學術評鑑」,不斷加強學界的「生產質量」呢?

這可能有4個答案,前兩個是牽涉到需求端,後兩個是來自供給端。一來是政府預設增加學界的生產量,能夠促進一個國家可以援引使用的知識,這有助於該國經濟發展,所以值得用競爭評鑑的方式來不斷刺激。另外一種可能是,這種學界的生產量提高,其實對經濟發展也沒有根本的幫助,但卻能夠大幅消耗學者的精力,讓公共知識份子的理想不復再見,是一種國家治理學界的手法。

第3個原因則是隨著博士班擴張、想進入學界的人激增,在「僧多粥少」下,學者彼此間的競爭壓力因此加大,願意接受各種形式公平、但實質推離學術本質的論文生產競賽。第4則是源於台灣學界長期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,公立/私立也有著不小的退休金差異;一個學者想要「向上流動」,只好接受這套紙上遊戲。在後兩個供給端的競爭壓力下,政府也就順水推舟進行學術評鑑,來當競賽裁判。

究竟是那個因素居重,還需要一個深入的社會研究才能得知。但可以確定的是,上述4個創發學術評鑑體制的可能原因,都和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息息相關。增加知識生產量、以知識經濟提高利潤率屬之;以學術評鑑控制學界、減少批判聲音屬之;勞動力相互競爭加劇,導致的勞動條件與環境惡化屬之;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屬之。倘若要清楚掌握,還是要將這些現象,置入一個當代學術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關連裡思索。

相信在認清壓迫來源後,受壓迫的學術工作者,終有從意識覺醒,到採取行動根本對抗壓迫的那一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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